刑事案件中，主从犯的认定对当事人的量刑起到重要作用。如果认定为从犯，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刑期，因此关于主从犯的认定，是辩护律师应该重点关注以及争取的辩点，在具体案件中也常常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。
在《刑法》条文规定以及刑法学理论中，确定一个行为人在案件中是主犯还是从犯，就是看他在案件中的地位跟作用，如果他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，则会被认定为主犯；反之，如果在案件中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则应认定为从犯，对其从轻、减轻或免除处罚。
具体到网络赌博类案件，这类案件一般涉案人数众多，赌博平台中的人员常常会被分为组织、管理者与普通参与者，而管理者也经常被认定为主犯。
但是，这种认定是否都是正确的？或者换句话说，是否只要在赌博平台中从事了管理工作，就一定是主犯？
答案是否定的。
确定一个赌博平台的管理人员是主犯还是从犯，依然适用前文所述的刑法条文中关于主从犯的规定，依然要看他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，具体到案件中，则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：
1.是否为涉赌公司、平台是否的发起者、设立者？当事人对重大事项是否具有决策权？
是否为涉赌公司、平台是否的发起者、设立者，是认定主从犯的第一个关键。平台的发起者常常会被认定为整个犯罪活动的组织者、领导者，对赌博活动起主要作用，因而被认定为主犯。但实际上，大部分管理者并非涉赌公司的发起者、设立者，没有参与赌博公司及平台的发起设立，而是在平台扩大到一定规模时才加入公司，这类管理人员一般也没有参与平台中各种涉赌玩法的策划、设计，对整个涉赌活动的发生，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，应当积极争取从犯情节的认定。
故在案件的实际辩护中，应当重点审查案卷材料所体现的涉案赌博公司、平台的成立时间，以及当事人实际入职涉案赌博公司、平台的时间，看在这一关键点上是否存在有利因素。
2.涉案当事人所从事的管理工作具体是什么？是否听命于他人？
一个规模较大的赌博公司可能会有行政部、客服部、人事部、技术部、资金部等部门，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结合案卷材料，分析当事人所从事的管理工作，是对全公司进行管理，还是只分管某一部门。对于分管某一部门的管理人员，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其部门的工作内容，如果是辅助类部门或者处于整个平台末端、对平台整体作用较小的部门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应当积极争取从犯情节的。
另一方面，如果当事人所有的工作内容又都是按照公司的决策所进行，没有自主决定权，那么他在赌博活动的发展扩大上，所起到的作用便远远小于决策者，认定为从犯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。
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种情况，就是赌博平台的老板尚未到案，只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及部分员工到案，而少数司法机关认为，这些负责人的作用比员工大，所以直接将他们认定为主犯。
这种认定显然是不合理的。客观上，部门负责人所起的作用确实比普通员工较大，但是，确定主从犯，需要放到整个案件中来比较，而不是在“已到案的人员”中进行比较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辩护律师应当积极向司法机关提出从犯认定的意见，确保“罚当其罪”。
3.收入结构如何？
收入结构也是判断一个管理人员是否为主犯的重要因素。如果一个赌博平台的管理人员，他的收入只有每月的固定工资（偶尔表现好的话可能会有提成），但是，他没有在平台的利润中拿到分红或其他不合理、过高的报酬，那么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其只是一个拿工资的打工者，在公司并不具有财务自由，他的收入收到平台的约束，与平台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性，也应考虑争取从犯这一情节。
综上，赌博平台的管理人员，并不一定会被认定为主犯，需要综合当事人入职时间、工作内容、工资收入等各方面综合判断，司法实践中也有大量案例认可以上观点。
比如广西高院作出的【(2017)桂刑终194号】裁定，该案中，林某、黄某二人接受郑某的聘请，为郑某代理的赌博网站提供发展会员、资金支付结算等服务,被认定构成开设赌场罪。但两级法院均认为林某、黄某在本案中处于受雇佣的地位，虽有帮助郑某管理赌博工资、进行赌资转账等事宜，但这些工作对于全案赌博行为的发生与发展，所起作用相对较小，最终认定林某，黄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。
当然，上述辩护思路及观点，能否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，最终还是需要回归到证据。比如部分员工指认当事人在公司承担主要管理责任，但是当事人的口供能否与这部分员工的证言相互印证，有没有人事任命文件、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来印证，有没有银行流水、转账记录等证据来证明当事人拿到了除工资、提成之外的股份分红等收入等等。如果没有，那么这部分证言便是孤证，其真实性实际上是存疑的，律师应当提出这部分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