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型经济犯罪

CEO即首席执行官，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架构，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创新中开始被广泛使用。在数字货币交易平台，CEO这一架构也被普遍使用。

在一般认知中，CEO就是公司的二号人物，对公司的一切经营行为负责，是除了董事长及董事会以外最有“权势”的人。

这样朴素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并无问题，但若在刑事案件中，简单地将CEO理解为对公司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二号人物，可能就没有那么恰当了。

在刑事责任的认定过程中，对共同犯罪的行为人区分主从犯，是非常重要的审查环节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十六条、二十七条，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，是主犯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

因此，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认定主犯或从犯的关键。如果从一般认知来看，CEO作为“二号人物”，其地位无疑是“身处高位”，而在职能上又主导全盘的工作，无疑又是“举足轻重”。这样一个“身处高位”又“举足轻重”的CEO，很容易让人先入为主地认为CEO必然是起到主要作用的，也就必然是主犯。如果公安、司法人员在侦查、审查以及审判过程中先入为主地建立这样推定的逻辑，对担任CEO的人员仅以形式审查而主观地认定为主犯，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误判。

然而，在我国数千年来以“位高”则“权重”建立起来的官本位思想的加持下，这样的入罪思维并不鲜见。在数字货币交易所的相关刑事案件中，这一问题尤为突出。

我们先举个例子：

A平台是一家主营OTC交易的数字货币交易所，2019年10月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立案调查。张某在案发时是平台的CEO，被认为全面管理平台工作而被认定为主犯。但实际上，张某自2019年7月起担任平台CEO，在此之前一直是平台的行政人员，负责公司的行政事务及其他杂事。2019年6月底，平台因业务不合规决定全面停止OTC业务，原主管OTC业务的CEO及大量核心员工离职，平台临时任命张某担任CEO，负责行政管理及客户清退工作，技术及财务等关键部门由董事长直接管理。张某担任CEO一职不到三个月即案发，其任职期间OTC业务已全面停止。

以上举例中，在案发时，张某的确是交易所的CEO，但如果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审查原则，穿透CEO这一表面的形式，张某还能否认定为起主要作用的主犯？

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
我们首先看张某的履职时间。这里我们强调的是CEO的“履职时间”，即行为人担任CEO的时间。这其实是一个很细节的问题，因为一家公司的CEO人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一名员工可能在入职时便是CEO，也可能原本是普通员工，因各种机缘巧合被任命为CEO。但很多时候，身陷囹圄甚至最后锒铛入狱的往往是平台东窗事发时的CEO，如案例中的张某。

从张某的履职时间及工作内容来看，张某担任CEO期间，交易所被指控的OTC业务已经全面停止，张某担任CEO的工作，主要是负责客户清退而非OTC交易，这意味着，张某没有参与OTC业务的管理工作，与平台涉嫌违法犯罪的核心业务并没有直接关联性，而张某长期从事的行政工作，是每家公司日常运营所必须，不属于OTC业务的核心工作。

因此，张某虽然在案发时担任CEO，但这与A平台被指控违法犯罪的OTC业务在时空上不存在交集。

此外，从权责匹配的角度来看，张某虽然具有CEO的名头，但并不具备CEO的权限。在2019年7月到10月，张某虽然担任了CEO，但张某并没有获得全面管理平台工作的权限。在权力的分配上，张某仅对行政以及清算工作具有管理及决定权，对于技术及财务等部门的工作是不具有管理权限的，这两个平台的核心业务部门由老板（即董事长）亲自管理。从CEO在组织架构中应起到的作用及地位来看，CEO作为介于董事长与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，理应对各个职能部门的事务都具有管理的权限。但案例中张某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全面管理职能，其作为CEO，权力与责任不相匹配，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张某并未起到主要作用，因此不能认定为主犯。

因此，我们认为，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CEO人员是否主犯的判断，应当以“实质重于形式”为原则，不能仅以头衔先入为主，应抽丝剥茧地从当事人的履职情况、实际负责的工作、实际享有的管理权限综合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