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公司面向员工集资，而员工见有利可图，又向自己的亲友集资转借给公司，这种情况下，公司是否一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 该问题的提出，是因为一年前在北方某市一起非法集资案件开庭结束后，和检察官庭后闲聊，谈起了她手上的一起这样的案件如何定性的问题。 这个问题，要分情况，最关键的是，公司作为集资人，是否对于员工这种资金来源明知。 首先，通常这种情况基本不会被认定为非法集资（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），因为2011年最高法有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这种情况，即《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该解释明确规定：“未向社会公开宣传，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，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。” 当时专门如此规定，也是针对当时比较流行的企业内部融资建房、采购设备等等，有的是以直接借款模式，有的是以项目股权收益模式，比如某汽车客运或者货运公司，要采购车辆，就以借款或者股权的方式，向员工集资，采购后定期支付固定收益或者车辆运营的分红等等。这种情况下，员工往往对于公司收益情况、模式比较熟悉和信任，即便不采用保本付息承诺的借款模式，采用股权分红的收益分配模式，员工也是趋之若鹜。 针对这种情况是否属于非法吸存就产生了比较多的争议，最后最高法一锤定音，只要没有公开宣传，就不属于非法吸存。但实际情况往往比法律法规要复杂。 比如员工张三李四王五，非常认可公司的盈利能力，但他自己只能投十万，怎么办？他们就可能想尽办法在外面借钱，然后投给公司，这种情况下，也会产生一定的“裂变”效果，导致公司融资的资金，不仅仅是来自于内部员工，还有社会上的公众。这种情况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因此，2014年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又联合出台了一个非法集资的司法意见，其中一条就是专门对这一条款的补充。即“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,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，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”，也就是说，这种情况下，就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。 当然，此问题也引发一些争议，即对于员工而言，他们的亲友属于特定对象，主观上他们没有向不特定公众集资的故意，客观也没有相关实施行为，那对于公司而言，这种性质是否就直接发生了转变？ 最高检专家韩耀元和吴峤滨在关于2014年非法集资司法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中谈到此问题时，结论是，“在实践中，有的行为人最初是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，但随后吸收资金的渠道不断发生扩散、辐射，行为人的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又开始向他们的亲戚、朋友、熟人等吸收资金。如果行为人明知这一情况而予以放任，其行为性质就发生了变化，吸收资金的对象也从特定对象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转化，对其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。” 因此，这种情况下，公司是否要定非法集资的关键，就是看公司是否明知员工的资金是来自社会的不特定对象，如果明知，就构成此罪，但是如果主观上不明知，则不能认定存在构成非法集资的主观犯罪故意。 因此，对于这类案件，可以总结： 1.对于公司这类集资主体而言，员工是特定对象，但是，对于员工的亲友而言，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和研究来看，性质发生转变，属于一种公司的不特定的对象。 2.这类案件的核心，是公司或者集资主体人员对于资金的来源是否明知。而这种主观上的明知的判定，除了根据公司集资人员的言词证据，还可以结合员工、亲友的相关证言，合同的签订主体，资金流向等等综合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