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案实录：组织偷渡到境外从事诈骗活动，有哪些证据值得我们关注？（上）
导语：赴境外从事电信网络犯罪的人员，主要涉及的罪名是诈骗罪、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、偷越国（边）境罪、开设赌场罪等，是不是回国后，就一定会面临刑事处罚或者“照单全收”呢？这不一定。司法实践中，定罪量刑得看司法机关目前掌握了多少证据。当然，口供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，占据刑事案件破案率的70%以上（据不完全统计），为何侦查机关会如此重视口供呢？那是因为口供可以弥补侦查技术不足、侦查人员紧缺等客观问题。口供一旦突破，与其他在案证据就容易一一对应，指控犯罪的证据链就容易完整，继而形成闭环，以此达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目的。
看守所的口号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与上述内容不无对应。当然，民间也流传一句顺口溜“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；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”，虽然这句话并非全部事实，但是也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五条：“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；没有被告人供述，证据确实、充分的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”之规定，笔者不建议模仿十六字顺口溜，因为有些案件即使是“0”口供，只要搜集的客观证据足以认定构成犯罪，仍可定罪量刑；但是凡事都有例外，即使存在有罪口供，如果缺乏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以及客观要件，因而证据不足而达不成证明有罪的目的。有些犯罪嫌疑人在缅北等地区，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回到国内被抓，在公安机关讯问时为了减轻罪责而举报立功，把在缅甸孟波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公司的同案人员供出来，以此证明这些人员能被追究刑责，达到获得立功机会，取得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机会。根据吴律师的办案经验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，以下浅析关于跨境犯罪活动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思维，为有效的罪轻辩护、无罪辩护提供参考素材。一、赴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有哪些入罪逻辑以及“脱罪”思路？1.利用“声纹鉴定”指控诈骗犯罪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逻辑。侦查机关要证明犯罪嫌疑人赴境外是否有从事电信网络诈骗，除了依靠同案人员的口供外，声纹鉴定也成为了一种侦查手段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百五十二条之规定，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、被害人。声纹鉴定被归类于言辞证据。（1）构成犯罪的情形：如果犯罪嫌疑人对声纹鉴定不持异议，声纹鉴定与犯罪嫌疑人本人的自认将可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，司法机关会根据声纹鉴定、犯罪嫌疑人的自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。（2）不构成犯罪的情形：如果对声纹鉴定有异议，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；换一句话理解，即使犯罪嫌疑人认可赴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，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认可声纹鉴定结果，认为鉴定的声纹并不是其本人的声纹；在缺乏其他直接证据的前提下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将可能面临无法形成闭环，指控犯罪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的处境。这可能成为“脱罪”的重要辩点。2. 利用“口供”指控诈骗犯罪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逻辑。仅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，供述自己在缅甸孟波等地成立电信网络公司，并从事诈骗活动，能否认定构成诈骗罪呢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需要搞清楚诈骗罪的四个构成要件：主体要件、主观要件、客体要件以及客观要件，符合四要件方可认定构成诈骗犯罪。（1）构成犯罪的情形：若符合四要件，也就是除了犯罪嫌疑人以及有罪供述外，还有被害人报案笔录以及与其相关的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；当然，是重罪、还是轻罪，仍需具体案件具体分析，本文对此不再赘述。（2）不构成犯罪的情形：若犯罪嫌疑人确认在缅甸孟波等地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，满足了诈骗罪的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要件，但是，如果没有与其相关的被害人报案笔录以及诈骗转账金额相互印证，在缺少诈骗罪的客体要件（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）以及客观要件（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）这两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，指控构成诈骗罪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诈骗罪依法不能成立。司法实践中，诈骗罪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思路错综复杂，相互交织，只有相类似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，没有一模一样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，因此，在“脱罪”的刑事辩护道路上，仍需具体案件具体分析、努力辩护。二、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犯罪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思维司法实践中，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入罪的证据，口供定罪的贡献占据了70%以上（据不完全统计），其余证据来源于辩护笔录、民航航班离港记录、住宿记录、出入境纪录以及有无出入境行政处罚记录，如：入境时被处以1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行政处罚记录等证据材料。换一句话说，指控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的大部份证据是依靠偷渡人员的口供，如果口供与口供之间能得以相互印证，指控的相应犯罪事实有可能成立；如果口供与口供之间并不能相互印证，待证事实也无法通过其他间接证据得以印证，构成犯罪的证据链条并未形成闭环，指控组织偷渡的相应犯罪事实将可能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根据我国刑法以及最高法、最高检《关于办理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之规定，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人数在10人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，法定量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因此，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，不一定以营利为目的。如果以组织他人偷渡到国外从事诈骗或者赌博活动，即使不存在营利目的，均可能构成犯罪。拉拢、引诱、介绍他人偷渡是组织他人偷渡的形式要件，比如拉拢广西的几个熟人朋友，按照预先采好的路线、乘车方式到达云南西双版纳某边境城市，居住在当地的某旅店，居住几天后根据接应的“蛇头”通知，乘坐小轿车到某边境地区，再通过徒步、爬山、乘船等方式偷渡到缅甸地区。这种形式的组织他人偷渡行为，主要是通过在案人员的口供、旅店的住宿记录、乘车记录等确认组织偷渡的犯罪事实。举例说明一：如果在该类型的犯罪案件中，组织者张三否认组织偷渡行为，而参与偷渡人员李四指认张三是组织者、负责偷渡的费用和联系“蛇头”，李四承认其只是从犯，其他一起参与偷渡的人员也指认张三是幕后老板，能否对张三定罪量刑呢？司法实践中，若有客观证据可以证明张三是组织者，即使组织者张三矢口否认，也无济于事。但是，世界上并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案件，每一起案件都有它的不同之处。举例说明二：如果参与偷渡的其他人员并不知道张三是组织者，而一同偷渡的李四是拉拢、引诱和介绍他们偷渡的组织者，偷渡过程中，也是李四支付了相应的车费和食宿费，案发后李四为了获得从轻、减轻的机会，指认张三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；但是很不幸，面对李四的指认，张三矢口否认。由于李四是单线指认，张三的否认，导致有罪的证据链断裂；因此，如果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张三就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，那么指控张三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将难以实现。综上所述，我们不难得出，“口供”在入罪以及刑事辩护中的作用及地位很重要。另外，诈骗罪与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是跨境犯罪案件中的重罪，一旦被抓都可能面临牢狱之灾，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大化成为了该类型归国人员的最大心愿。
看守所的口号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与上述内容不无对应。当然，民间也流传一句顺口溜“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；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”，虽然这句话并非全部事实，但是也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五条：“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；没有被告人供述，证据确实、充分的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”之规定，笔者不建议模仿十六字顺口溜，因为有些案件即使是“0”口供，只要搜集的客观证据足以认定构成犯罪，仍可定罪量刑；但是凡事都有例外，即使存在有罪口供，如果缺乏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以及客观要件，因而证据不足而达不成证明有罪的目的。
有些犯罪嫌疑人在缅北等地区，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回到国内被抓，在公安机关讯问时为了减轻罪责而举报立功，把在缅甸孟波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公司的同案人员供出来，以此证明这些人员能被追究刑责，达到获得立功机会，取得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机会。根据吴律师的办案经验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，以下浅析关于跨境犯罪活动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思维，为有效的罪轻辩护、无罪辩护提供参考素材。
一、赴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有哪些入罪逻辑以及“脱罪”思路？
1.利用“声纹鉴定”指控诈骗犯罪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逻辑。
侦查机关要证明犯罪嫌疑人赴境外是否有从事电信网络诈骗，除了依靠同案人员的口供外，声纹鉴定也成为了一种侦查手段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百五十二条之规定，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、被害人。声纹鉴定被归类于言辞证据。
（1）构成犯罪的情形：如果犯罪嫌疑人对声纹鉴定不持异议，声纹鉴定与犯罪嫌疑人本人的自认将可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，司法机关会根据声纹鉴定、犯罪嫌疑人的自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。
（2）不构成犯罪的情形：如果对声纹鉴定有异议，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；换一句话理解，即使犯罪嫌疑人认可赴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，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认可声纹鉴定结果，认为鉴定的声纹并不是其本人的声纹；在缺乏其他直接证据的前提下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将可能面临无法形成闭环，指控犯罪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的处境。这可能成为“脱罪”的重要辩点。
2. 利用“口供”指控诈骗犯罪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逻辑。
仅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，供述自己在缅甸孟波等地成立电信网络公司，并从事诈骗活动，能否认定构成诈骗罪呢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需要搞清楚诈骗罪的四个构成要件：主体要件、主观要件、客体要件以及客观要件，符合四要件方可认定构成诈骗犯罪。
（1）构成犯罪的情形：若符合四要件，也就是除了犯罪嫌疑人以及有罪供述外，还有被害人报案笔录以及与其相关的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；当然，是重罪、还是轻罪，仍需具体案件具体分析，本文对此不再赘述。
（2）不构成犯罪的情形：若犯罪嫌疑人确认在缅甸孟波等地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，满足了诈骗罪的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要件，但是，如果没有与其相关的被害人报案笔录以及诈骗转账金额相互印证，在缺少诈骗罪的客体要件（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）以及客观要件（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）这两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，指控构成诈骗罪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诈骗罪依法不能成立。
司法实践中，诈骗罪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思路错综复杂，相互交织，只有相类似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，没有一模一样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，因此，在“脱罪”的刑事辩护道路上，仍需具体案件具体分析、努力辩护。
二、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犯罪的入罪逻辑以及出罪思维
司法实践中，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入罪的证据，口供定罪的贡献占据了70%以上（据不完全统计），其余证据来源于辩护笔录、民航航班离港记录、住宿记录、出入境纪录以及有无出入境行政处罚记录，如：入境时被处以1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行政处罚记录等证据材料。换一句话说，指控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的大部份证据是依靠偷渡人员的口供，如果口供与口供之间能得以相互印证，指控的相应犯罪事实有可能成立；如果口供与口供之间并不能相互印证，待证事实也无法通过其他间接证据得以印证，构成犯罪的证据链条并未形成闭环，指控组织偷渡的相应犯罪事实将可能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
根据我国刑法以及最高法、最高检《关于办理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之规定，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人数在10人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，法定量刑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因此，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，不一定以营利为目的。如果以组织他人偷渡到国外从事诈骗或者赌博活动，即使不存在营利目的，均可能构成犯罪。
拉拢、引诱、介绍他人偷渡是组织他人偷渡的形式要件，比如拉拢广西的几个熟人朋友，按照预先采好的路线、乘车方式到达云南西双版纳某边境城市，居住在当地的某旅店，居住几天后根据接应的“蛇头”通知，乘坐小轿车到某边境地区，再通过徒步、爬山、乘船等方式偷渡到缅甸地区。这种形式的组织他人偷渡行为，主要是通过在案人员的口供、旅店的住宿记录、乘车记录等确认组织偷渡的犯罪事实。
举例说明一：如果在该类型的犯罪案件中，组织者张三否认组织偷渡行为，而参与偷渡人员李四指认张三是组织者、负责偷渡的费用和联系“蛇头”，李四承认其只是从犯，其他一起参与偷渡的人员也指认张三是幕后老板，能否对张三定罪量刑呢？司法实践中，若有客观证据可以证明张三是组织者，即使组织者张三矢口否认，也无济于事。但是，世界上并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案件，每一起案件都有它的不同之处。
举例说明二：如果参与偷渡的其他人员并不知道张三是组织者，而一同偷渡的李四是拉拢、引诱和介绍他们偷渡的组织者，偷渡过程中，也是李四支付了相应的车费和食宿费，案发后李四为了获得从轻、减轻的机会，指认张三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；但是很不幸，面对李四的指认，张三矢口否认。由于李四是单线指认，张三的否认，导致有罪的证据链断裂；因此，如果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张三就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，那么指控张三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将难以实现。
综上所述，我们不难得出，“口供”在入罪以及刑事辩护中的作用及地位很重要。另外，诈骗罪与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是跨境犯罪案件中的重罪，一旦被抓都可能面临牢狱之灾，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大化成为了该类型归国人员的最大心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