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购物返利”平台涉嫌传销犯罪案件的主从犯的认定问题 （一）
——从主犯的认定谈起
“购物返利”平台涉嫌传销犯罪的案件往往波及范围广泛，涉案人员众多。此类案件涉案当事人一般都有数十人之多，且涉案人员分散于全国多个省市，案发后由各地司法机关分别进行侦查、起诉及审判。
这样的犯罪特征带来一个司法适用混乱的问题，即各地司法机关对于办理此类案件的尺度是不同的，甚至对于犯罪事实基本相同的两个犯罪嫌疑人，不同的司法机关对于案件的定性都会产生巨大的差异。
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，时常会遇到过这种情况：行为人系某“购物返利”平台在一地区的负责人，在共同犯罪中明显系从犯。然而，由于本案单独处理，没有与传销组织的主要成员并案审理，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仅有一名被告人，且本案在该地区影响重大，以其构成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建议人民法院对其判处八到十年有期徒刑。
显然，这一建议量刑明显违背了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”，超出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应当承受的刑罚，属于量刑畸重。
那么，对于此类明显不合理的情况，辩护律师应当如何进行有效辩护呢？破解此类情形的关键又在何处？
本文认为，问题的核心在于主从犯的认定。
此类案件之所以量刑畸重，是因为检察机关割裂了传销犯罪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构成，没有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客观评价其罪行，因而无法做到罪责刑相适应。检察机关陷入了一种认识误区，具体表现如下：
第一，根据刑法的规定，共同犯罪的主体要件是要有“二人以上”，本案仅有一名被告人，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，无法区分主从犯；
第二，本案虽然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案件，但本案唯一被告人系本地区的负责人，其犯罪行为在本地区影响力重大，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破坏，应当认定为本地区的主要犯罪人。
要解决这一问题，纠正检察机关的认识错误，辩护律师首先要做的是梳理整个传销犯罪集团的犯罪事实，从案件整体的角度认定全案的主犯。
我国刑法及刑法理论重点打击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中传销组织、传销平台的建立者。因此，“购物返利”平台的发起、设立者，应作为主犯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，非法设立传销组织的行为人才是诈骗型传销犯罪的打击重点。张明楷教授《刑法学》（第五版）关于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论述：“将刑法第224条之一理解为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、领导行为的处罚，非法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便成为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实行行为，从而有利于禁止传销组织”。
非法设立传销组织的行为是刑法第224条之一所处罚的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实行行为，由于设立传销组织这一实行行为是符合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中构成要件，传销组织的设立者是实现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核心人物，在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中起到主要的作用。因此，其设立传销组织的人员是传销犯罪中的主犯，认定为主犯才能罚当其罪。
本文认为，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及刑法条文的规定，对于“购物返利”平台的发起、设立者及传销活动的实际掌控者才是刑法重点打击的对象。一方面，“购物返利”平台的发起、设立者及传销活动的实际掌控者是传销活动的实际组织、领导者；另一方面，传销犯罪的非法所得最终为这些人员获取，他们才是通过传销活动最终骗取并非法占有会员财物的人员。而对于这些人员，应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主犯。
本期文章旨在研究此类案件主犯的认定问题。后续将推出关于从犯认定问题的研究成果，以期为保护合法的企业经营行为、维护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做出有益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