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键词：组织领导者、法定不起诉、酌定不起诉、存疑不起诉、审查起诉
在刑事诉讼程序中，审查起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。如果及时介入、妥当处理的话，往往可以直接改变案件的走向。
为什么？
因为检察院有权决定，起诉还是不起诉。
对当事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节点：如果起诉，则意味着当事人、家属和辩护人要打一场“硬仗”；如果不起诉，则案件终结，岁月静好，海阔天空，人生回到正轨。
所以，非必要不开庭，最好的辩护往往是在诉前把证据梳理、法律文书、当面沟通等工作做扎实、做到位，最终实现“不诉”的效果。
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，刑事案件一般有三种“不起诉”：
（1）法定不起诉，即当事人没有犯罪事实或情节显著轻微，不认为是犯罪。
（2）酌定不起诉（或称相对不起诉），即当事人的犯罪情节轻微，不需要予以刑罚的。
（3）存疑不起诉（或称证据不足不起诉），即与当事人相关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不符合起诉条件。
其中，案件符合第（1）种情形的，法律要求检察院必须作出不起诉决定，即法定不起诉。因为核查后发现，当事人没有犯罪行为，或犯罪行为另有其人，或当事人的行为尚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，属于绝对的“无罪”，当然应该不予起诉。
案件符合第（2）、（3）种情形的，属于相对的“无罪”，前者是当事人确已构罪但无需处罚，后者是有犯罪线索但不足以证明构罪，检察院对此具有自由裁量权，可以起诉，也可以不起诉。
实务中，法定不起诉的案件虽然有，但很少见（多数在侦查阶段就撤案了），即使移送审查起诉了，检察院也只能作出不起诉决定。可见，检察院在不起诉决定上真正有自由裁量权的，是针对后两种情形的案件。
众所周知，传销犯罪仅处罚“组织、领导者”，不打击劳务性人员、积极参与者和一般参与者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“组织、领导者”仅限于五类：起发起、策划、操纵作用类，承担管理、协调等职责类、承担宣传、培训等职责类、曾因传销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类、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和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起关键作用类。
这意味着，当事人只要排除上述五类嫌疑，就能证明自己不属于“组织、领导者”，从而争取不起诉。
通过对大量亲办案件和其他实务案例的梳理，我们总结出传销案件争取不起诉的三种常见情形（附15个实务案例）：
（1）业务/财务/技术/客服人员、投资参与者，未实施传销活动的（法定不起诉）
当前的传销组织，多以公司化、企业化形式运营，过程中以正常途径聘用了不少业务拓展、财务报单、技术开发、行政管理、客服等人员。这些人员大部分是职能部门的专岗员工，对传销活动不知情或知情但未参与其中，属于接受指派、领取固定工资或报酬的劳务性人员。
当然，一些传销项目的中后期参与者，往往是投资不久还没怎么参与活动，项目就崩盘、案发，不幸被认定为组织、领导者而涉案，属于积极或一般参与者。
在办案机关“一锅端”的策略下，上述人员很容易牵连涉案，但在专业辩护律师介入后，大多能成功排除嫌疑，取得法定不起诉的结果。
来看以下五个法定不起诉的案例：
1、如宁检公诉刑不诉〔2015〕10号一案，当事人L某系某商城传销平台的采购部负责人。至案发，该平台共发展会员3万余人，涉传资金1亿元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L某仅负责采购产品，该行为不涉嫌犯罪，故不予起诉。
2、如黑兰检二部刑不诉〔2021〕Z4号一案，当事人W某被某普惠证券传销项目市场总监聘为财务，负责报单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W某仅有统计单据的行为，未发展下线，没有传销犯罪事实，故不予起诉。
3、如宁检公诉刑不诉〔2015〕8号一案，当事人L某系某商城传销平台的技术部员工，负责官网和招商系统的开发与维护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L某系在高管安排下从事官网和招商系统部分模块的开发，仅领取固定薪酬，也未实施传销实行行为，其行为不构成传销犯罪，故不予起诉。
4、如宁检公诉刑不诉〔2015〕6号一案，当事人G某应聘某商城传销平台的客服部员工，入职后其负责商城会员的网上订单管理和确认，通知物流部发货，并负责解答会员咨询商城的各种问题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G某所负责的工作与常规电商平台客服无异，未实施传销实行行为，不涉嫌犯罪，故不予起诉。
5、如黑兰检二部刑不诉〔2021〕Z3号一案，当事人T某经上线介绍投资12000元成为会员，发展了十几个会员后案发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T某不属于组织、领导者，仅为投资参与者，其行为不构成传销犯罪，故不予起诉。
（2）情节轻微+从犯+主动退赃（酌定不起诉）
实务中，一些因投资而加入传销项目的参与者，为了快速回本会选择推荐身边亲友参与，但在拉完亲友之后往往不再发展其他下线。整体来看，这类参与者虽然实施了拉人头的传销实行行为，但人数并不多，且在案发后大多有自首、坦白、主动退赃等情节。办案机关对这类当事人的定性，介于“宣传推广型”组织、领导者与积极参与者之间，但也没有更多进一步的证据。
此时，如果能委托专业辩护律师及时介入，便可与检察官充分沟通协商，从而认定当事人的犯罪情节轻微，不需要予以刑罚，进而争取酌定不起诉的结果。
来看以下五个酌定不起诉的案例：
1、如邻检刑不诉〔2022〕9号一案，公安机关指控当事人Z某加入某理财传销平台后，积极介绍发展会员，对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到了关键作用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Z某构成传销犯罪，但并未起主导作用，系从犯，且有自首、认罪认罚、主动退赃等情节，可认定犯罪情节轻微，不需要判处刑罚，故决定（相对）不起诉。
2、如攀东检刑不诉〔2021〕94号一案，当事人L某加入某众创传销平台后发现下线达3层39人，被指控构为主犯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L某并非该传销组织的发起团队和主要成员，系从犯，且有自首、认罪认罚的情节，可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，社会危险性较小，不需要判处刑罚，故决定（相对）不起诉。
3、如东一区检刑不诉〔2020〕Z1210号一案，当事人A某经他人推荐加入某电商传销平台，后被指控累计发展下线34人，共5层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A某虽然构成传销犯罪，但其犯罪情节轻微，主动退缴了7万元违法所得，依法可免除刑罚，故决定（相对）不起诉。
4、如汕龙检诉刑不诉〔2018〕13号一案，当事人X某经他人介绍加入某保健品网络传销组织后，通过微信群先后发展会员30层共63人，被指控系该传销组织的主犯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X某是在该网络传销组织成立运行之后加入，并非核心组织、领导者，可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，不需要判处刑罚，故决定（相对）不起诉。
5、如长开检公诉刑不诉〔2017〕18号一案，当事人L某加入某自愿连锁经营的传销项目在C区的分支组织，先后逐级发展下线30人以上，晋升为老总级别。L某被抓后，公安机关指控其在传销分支组织红任职并参与管理工作，系主犯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L某的行为构成传销犯罪，但仅为分支组织成员，系从犯，且有坦白、主动退赃的情节，可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，不需要判处刑罚，故决定（相对）不起诉。
（3）不足以证明属于组织、领导者（存疑不起诉）
实务中，还有一些当事人因他人介绍加入传销项目，虽然从事了一些宣传、推广、站台甚至发展下线的行为，但多数并未成为该传销组织核心团队的一员，只是因为在传销活动中的表现相对活跃而牵连涉案，属于积极或一般参与者。
正如前文所述，虽然刑法本意和最高法第892号指导案例都反复强调，传销活动的积极或一般参与者不属于刑事打击对象，相关司法解释也仅限定了“组织、领导者”的五类情形，但部分公安人员对此存在误解，形成了“只要有管理、协调、宣传、培训的行为就属于传销的组织、领导者”的错误意识，并将之付诸实践，导致不少积极参与者被抓到案。实际上，公安并不能收集到足以证明这类当事人属于组织、领导者的证据。此时，当事人家属若能委托辩护律师介入，与检察官积极沟通协商，就有很大希望争取到存疑不起诉的决定。
来看以下五个存疑不起诉的案例：
1、如八检刑不诉〔2022〕Z4号一案，当事人Z某加入某M币传销平台后，发展下线累计26层，约6019人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Z某犯罪情节轻微，在传销活动中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系从犯，且到案坦白、认罪认罚，应当免除处罚，故决定（相对）不起诉。
2、如南检刑不诉〔2021〕1号一案，公安机关指控当事人W某先后两次加入某自愿连锁传销组织，通过个人宣讲累计发行下线11层共52人，非法获利13万元。移送审查起诉并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后，检察院认为W某虽然加入并发展了下线，但不足以证明其属于组织、领导者，且无二次退回补侦的必要，故作出（存疑）不起诉的决定。
3、如长开检公诉刑不诉〔2017〕17号一案，公安机关指控当事人C某利用连锁经营名义，以拉人头、五级三晋制的方式发展下线形成伞下体系。经核查，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组织达到三层三十人的标准，也无法证明C某系该组织的组织、领导者，故决定对C某予以（存疑）不起诉。
4、如北银检刑不诉〔2021〕Z16号一案，当事人T某经人介绍，缴纳69800元加入某资本运作传销组织，公安指控T某发现下线超29人，达到老总级别。移送审查起诉后，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，检察院认为T某参加并实施传销活动的事实不清楚、证据不足，故决定（存疑）不起诉。
5、如张西检刑不诉〔2021〕29号一案，公安机关指控当事人Q某由于个人形象较好，便接受安排为某虚拟货币传销项目站台，并多次在某写字楼内向参与者授课分享，对涉案传销项目的宣传、推广起了重要作用。经核查，在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，检察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Q某主动发展下线达到三级三十人，不符合起诉条件，故决定对其（存疑）不起诉。
结 语
本文总结了可以争取不起诉的三类常见情形，比如有些当事人是普通劳务性员工，不涉及传销犯罪，应法定不起诉，有些是介于组织、领导者与积极参与者之间，可争取存疑不起诉，有些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组织、领导者，属从犯，可争取酌定不起诉。
由于部分公安人员对立法本意的误解，往往倾向于将上述人员全部认定为组织、领导者而抓捕到案。在后续的审查起诉阶段，通过专业辩护律师的介入，对案件分析、梳理后，通常能发现这类当事人的有利甚至是无罪事实和证据，进而有很大希望向检察院争取不起诉的结果。
实际上，除了上述常见情形，还存在一些相对少见的不起诉传销案例，比如涉案项目本身存在真实商品或服务，虽然使用了一些类似传销的模式，但主营收入还是卖货，并不依赖于拉人头返利，本质上不符合传销犯罪的构成要件，但这类项目的发起人、实控人或老板往往被认定为传销犯罪的组织、领导者而涉案；结合团队的实务经验，通过论证这类项目的经营真实性和商品的价值性，就有很大可能说服检察官，进而争取不起诉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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