涉期货诈骗、非法经营案件中，总会存在一群在直播间以“大v“、”金牌讲师“或者”资深分析师“等身份出现的人员，其职责是在网站直播间为客户讲解期货知识、市场行情、指数涨跌、大盘走势、下单策略等信息，目的是吸引客户开户入金、进行期货交易。
而这群“讲师”，尤其是在“讲师”团队中负责管理作用的人员，极易被司法机关认为是诈骗罪、非法经营罪等共同犯罪的主犯。
如，郑某等诈骗罪一案【(2018)浙02刑初11号】，郑某作为大区讲师团负责人，主要负责指挥讲师、主播等人在“带鱼在线"直播平台诱导客户去平台开户入金。公诉机关认为，在共同犯罪中，郑某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。
一方面，司法机关人员侧重于考察“讲师”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。
他们认为“讲师”是吸引客户最重要的环节，直接决定着客户是否入金下单，同时，“讲师”还会利用自己的经验，分析对期货行情的看法，增强客户的信任感，进而引导客户进行期货交易，而这些行为往往是诈骗、非法经营行为得以完成的关键行为，如果没有“讲师”的引导，客户就不会入金，参与期货交易，没有“讲师”行情的分析，操作的建议，客户就不会跟单交易。
总之，“讲师”的行为与客户遭受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
另一方面，司法机关人员认为在“讲师”团队中，主管、负责人管理、协调“讲师”的工作，对于稳定讲师结构、更好的实施诈骗、非法经营行为具有促进作用，认定为主犯不成问题。
但是，上述认定为主犯的逻辑仅仅局限于“讲师”这一团队之中，而没有放眼于整个期货交易平台模式，组织架构，考察其地位与作用。期货诈骗、非法经营案件中，“讲师”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组织架构，也仅仅是一个环节，考察“讲师”主管、负责人是否是主犯，应当从整体上考虑，将其纳入整个期货交易环节与过程中衡量。
据此，“讲师”主管在整个期货交易过程中，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应认定为从犯，具有从犯情节。
一、“讲师”主管不是平台的设立者、决策者、实际控制者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远远小于平台的发起者、决策者、实际操纵者。
作为期货平台的经营者，尤其是公司化运营的期货经营者，要么是自建交易平台、组织期货交易，要么是成为境外期货公司的代理商，组织在国内进行外盘期货交易。无论是何种情形，总会存在建立期货交易平台的组织者。
同时，设立平台或者利用平台进行期货交易的人员，会决定期货交易的模式，如是否采用“对赌”模式，以及选择期货交易品种的类型。
除此之外，还会对组织架构进行设计，如设立风控部、财务部、市场部等部门，安排相应的职能，更会对内部公司利润的来源进行分配，如收取手续的比例，返佣的比例，是否收取隔夜费、点差等。
总之，平台的设立者、决策者、实际控制者会对整个期货交易流程进行全方位的布局与规划，从整体上把控全局，控制交易的信息流、资金流。
而“讲师”主管，仅仅是管理自己的“讲师”团队，管理“讲师”的讲课情况，完全不参与到平台策划、交易模式制定，利益分配等涉及期货交易整体运营情况的事务。其地位要远远低于平台的设立者、决策者、实际控制者。
从我国打击非法期货的刑事政策来看，重点应当集中于平台的建立者，而非“讲师”主管等地位较低的非组织、领导人员。
二、“讲师”主管的行为不是决定性行为。
“讲师”主管作为“讲师”，其所在的讲师团队，是与期货平台其他部门相并列的一个内部机构，只是按管理人员的指令发布操作建议；对于客户如何开户、如何入金、出金并不进行指导，同时客户具体下单的方向，下单的数额并不进行控制，客户完全可以自由操作，所以“讲师”对于客户而言，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关键性的。
尤其是在诈骗罪中，可以决定客户亏损的修改平台数据的行为更与讲师无关，所以“讲师”主管、负责人在整个期货交易环节中，对客户遭受的损失没有决定性作用。
“讲师”主管作为“主管”，是职务行为的体现。“讲师”主管往往受雇于公司，与上层是领导与被领导、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。其对其他“讲师”的管理行为受上层安排，来自于领导高层的授权。因此，其管理行为具有依附性，是职务行为的体现。这种职务行为表明在共同犯罪中其作用有限，无法达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。
三、从获利结构看，“讲师”主管不是最大获利者，所得收益也相对较低。
一般来说，能够认定为主犯的行为人，往往在期货交易过程中获取的利益最大，不管是以收取客户手续费、隔夜费获利，还是兼有“吃客损”，作为平台、设立者、决策者、实际控制者或者公司的高层人员，都享有较高利益。
而“讲师”主管因受雇于公司，需受上层安排，仅仅通过讲课领取固定工资或提成作为自己的劳动报酬。相较于其他上层人员，要远远低于其获利金额。正因为“讲师”主管不是领导高层，所以往往没有股份、没有分红。即使拥有股份，也只是上层领导等人给予公司员工的一种期权激励。足以说明“讲师”主管没有高额获利，也没有不合理的获利收入。
四、现有司法案例也认为“讲师”主管不属于主犯，而是从犯。
如于某等人诈骗一案【(2018)浙0402刑初665号 】， 黄某、吴某（均在逃）在成立xx公司，经事先预谋，先后借助xx期货交易平台，以开展投资咨询业务的名义，骗取客户的投资款。期间，招募被告人于某等人为讲师……客户在上述平台入金后，讲师不断鼓动客户加金、加仓及频繁操作，并通过隐瞒风险、在直播间发送与预测行情相反的指导意见、联合xx平台修改数据等手段，故意造成客户巨额亏损。公诉机关认为，于某等人在整个过程中属于主犯。
后法院认为黄某、吴某系本案的犯意提起者及最大获益者，是主犯；本案各被告人虽分工、获利有所不同，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系从犯，应依法减轻处罚。
上述案例，于某受雇作为“讲师”负责人，仅参与讲课，领取固定工资，即使平台的设立者、决策者、实际控制者没有到案，也不影响其在整个过程中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是从犯的地位与身份。
又如，郑某等诈骗罪一案【(2018)浙02刑初11号】，郑某作为大区讲师团负责人，主要负责指挥讲师、主播等人在xx直播平台诱导客户去平台开户入金。公诉机关认为，在共同犯罪中，郑某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。
后法院认为，郑某仅负责大区讲师团这一环节，在案证据尚不能明确证明其系鼎盛集团有决策权的实际控制人，也没有具体参与茶叶上市交易的策划、决定利益等情况，在共同犯罪中，作用、地位相对较有决策权的相关人员要小，因此，根据本案具体情节，可予认定为从犯。
对于涉期货诈骗案件，多被定位为电信诈骗犯罪集团，若“讲师”主管被认定为主犯，根据期货交易的特征，其数额往往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，很容易定格在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情形，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；而对于期货非法经营而言，也有不少法院认为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档次，进而给予五到十五年的量刑。总之，一旦“讲师”主管被认定为主犯，就会面临着较重的刑期。
但若能将“讲师”争取为从犯，将会给予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优惠。即在期货诈骗、非法经营案件中就会由刑期最高的量刑幅度，降低量刑档次。在我们办理的一起期货诈骗案件中，公诉机关也将“讲师”主管定位于主犯，给予十年以上的量刑建议。而在法院阶段，最终争取到从犯情节，进而争取到了四年的有期徒刑。
总之，在期货涉诈骗、非法经营案件之中，“讲师”主管的主从犯之辩，是决定案件最终量刑的重要因素，辩护律师若能为“讲师”主管争取到从犯情节，将会更有利于当事人取得最好的案件结果，再综合其他量刑情节，当事人重获自由也不再是梦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