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研究|有效的会见为什么是“对症下药”的前提条件？
真实案例演绎：
案例一：张三被抓，张三的妻子（李四）在看守所门口通过中介推荐了一位律师进行会见。会见后，该名律师告知李四已经将家书内容转达，结果一沟通案件情况，诸多信息残缺不全，未能解答疑惑。
案例二：张三被抓，有朋友说可以找关系，现在不要请律师，请律师会影响找关系，这位朋友承诺说“找关系30天就可以出来，打点关系需要20万元”，于是张三家属给了钱，37天过去了，张三的家属却等来了检察院的逮捕结果。
案例三：张三被抓，张三的近亲属听信他人的意见，说类似的诈骗案件，朋友亲戚的小舅子李某某37天就出来了，时间到了就会通知你们家属接人了。家属于是按耐住焦躁的心情，等了足足38天，还是没等到张三出来的消息。
现实中，类似案例不胜枚举，在此不一一赘述。
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，提供法律咨询等。短短的一行字，蕴含的信息却是无限的。
刑事会见就如医生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种诊断疾病的方法。只有懂得问、懂得判断案件的基本信息以及关键信息才能找准症结，“对症下药”。如果仅是传话筒、复读机，传传话、带带话、聊聊天，没能发现案件的“症结所在”或者“顽疾所在”，那么就会延误37天黄金救援时间，错过第一个有利的辩护时间。
下文以会见前、会见过程中及会见后的办案实践为例，简述有效、专业会见的基本流程，以供各位有需要的读者参考。
第一、会见前，通过外围渠道了解案件的有关信息，提前草拟好会见内容，做到有的放矢，提高会见的效率。以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诈骗案为例：“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为什么最后没有承接下来？出现哪些客观因素？能否提供有关案件线索或者证据？合作的资金或者借贷的资金，流向何处？”这部分案件信息，家属一般都能略知一二，甚少一无所知，因此，与案外的亲朋好友能提供案件基本信息，也能让刑事会见提前搭建案情框架。
所以说，没有充分准备的会见，会见的效率以及效果，可能会大打折扣。会见前的充分准备以及充分沟通，将为接下来的刑事辩护提供信息保障。
第二、会见过程中，通过对于案件基本内容的了解以及结合法律规定，提出涉及案件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、罪轻或罪重的重要信息。以非法集资案为例：“你刚才说公司有获得金融机构的授权？你是从哪个渠道得知的？你能否确认授权销售支付结算终端设备授权属实？若存在该授权资料，从哪里或者什么方式可以调取？”通过上述询问以及沟通，获得出罪的重要信息，以此确定销售支付结算终端设备是合法或非法。
又比如养老诈骗案：“你们以某某老师的身份推销产品，有没有承诺有治病效果？这些产品是通过什么方式采购的？产品来源于何处？对于客户要退款、退货，你们有无提供售后服务？”该问题主要针对是否虚构或者隐瞒身份，其次有无承诺有治疗效果针对的是有无使客户陷入错误认识，最后，有无提供售后服务针对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。
因此，会见过程中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根据具体案情不同，涉及罪名的不同，所询问内容将存在较大差异，事前对该类型案件的研究及熟悉程度，也是提高有效会见的基础。
第三、会见后，结合了解的案件信息，再与侦查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层面沟通案件情况，是查漏补缺以及调整辩护思路的过程。因为，侦查机关、检察机关从刑事立案之日起，掌握较多的案件信息，比如涉案的物证、书证、被害人的陈述、犯罪嫌疑人／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、证人证言、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、鉴定意见等八大刑事证据种类，而这些信息都掌握在侦查机关手里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难以直接掌握，而与办案机关保持有效的沟通，能及时获得第一手资讯，对于前期的刑事辩护不可或缺。
司法实践中，与办案机关保持充分有效的沟通，可以更好地印证会见过程中所了解的罪名及案件内容是否完整，哪些内容真实、可信，哪些内容证据存疑，哪些证据可以印证哪些事实，哪些证据无法印证哪些事实等等。对于这些内容的分析以及判断的结果准确与否，与刑辩律师的专业程度密不可分。
至此，我们回头再看看文章开篇例举的三种真实改编案例：以花钱找关系，相信37天内能把人“捞出来”的；以律师传话为重点，其他环节不需要律师跟进，坐等37天能取保候审的；以类似案件参考，别人都是37天出来的，直接干等结果的......这三种类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，每一年都在演绎，有的人惊喜，有的人惊吓，有的人被骗几十万、上百万而懊悔不已。
诚然，有些案件涉案情节轻微或者情节显著轻微，委托律师或者不委托律师，37天内都能取保候审。然而，问题就出在作为普通老百姓，家属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当事人涉案情节轻微、情节显著轻微，更无法预知其可能面临十几年的牢狱之灾。倘若盲目听信旁人所说，找关系捞人而不相信法律，不排除落入钱财两空的不利境地。亦或有人抱着侥幸心理，仅是会见一次，然后坐等37天的“好结果”，则可能失去第一次最佳的辩护机会。
有效的会见是“对症下药”的第一步，而第一步与刑事辩护领域专业息息相关；约见办案机关是“对症下药”的第二步，也是有效辩护的深化阶段；最后，撰写的法律意见书是第三步，结合罪名以及案件情况“对症下药”，是实现有效辩护的治疗阶段。在本文即将收笔之际，笔者总结以上有效辩护的三步曲，以供读者共同交流探讨。